成千上万的文学出版物
令专业评论人士
哪怕进行粗浅的翻阅
都已不可能
那么
谁来搭建
文学与百姓之间的梯子呢
90年代的中国好像每天都发生着令人瞠目的激烈变化，而“专栏批评”这种名词大概也是在近年来才被大多数人意识到。专栏批评的出现是与报刊的数量有密切关系的，在一个传媒的时代，专栏作家愈益显示出其重要性。他（她）们不再关心这个主义那个理论，而是在散漫的心境、轻松的文字中结构豆腐块样的文章，比起那些严肃正经的学院派批评家似乎更接近文学的本真。甚至有一种舆论认为，专栏批评更能迅速地反映当下的文学创作。
记者近日采访了京城颇有名气的专栏作家赵为民。据她介绍，她是从1993年开始写专栏的，最初写过影评之类，两年之后集中在新书评论上，曾在数家报纸同时开几个专栏，目前主要专注在《北京青年报》、《文汇报》介绍文学期刊上的新作品，并在《北京晚报》每月介绍一部长篇。
问赵为民怎样认识自己的这种写作，她说：“我这种文章可以叫‘快餐’，我所希望的是普及，现在是传媒的时代，应该向老百姓倾斜，侧重于大众化。我的文章是让文学作品和老百姓之间有个梯子，我只是分析作品，告诉读者作家想表达什么，让读者看清作家在干什么。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，我对它有兴趣，这是刺激我写作之处。”
写专栏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她回答：“我想尽力摆脱文学圈子，使自己既不是评论家，也不是作家，而尽量保持一种‘独立评论家’的姿态和童言无忌的心态。作家在写作时，并不考虑评论家怎么说，所以评论家也不用考虑作家的看法，和作家拉开距离。个性化的批评和实际利益的获得有时是会冲突的。”
专栏文章出手快、反应快，同时意味着没有深沉积淀，和学院派批评家有很大不同。那么赵为民怎么看这种区别？她说：“我一开始是玩票。我知道自己有欠缺。我很向往学院派批评家的内功，对他们的工作心存敬意。学院派的东西需要有更深的思考和更系统的理论，那种长文章的写作对豆腐块的文章肯定是有补益的。”
赵为民对自己的写作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定位。而学院派批评家又是如何看待专栏批评呢？
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教授是个治学严谨的学者，洪先生说：“近年来，专业性的批评文章数量太多，在文学杂志中占的分量太大。我主张报纸上开设专栏批评，或随笔性的批评、自由的批评、印象式的批评，叫什么都无妨，这些名词都不是很严谨的概念，只是相对学院派批评或理论框架明显的一种称谓。现在有独立个性、有自己风格的专栏批评还是比较少，赵为民的文章不错，简短、活泼、能逼进对象的真象。”
您是否愿意尝试这类写作？是否觉得这类文章太小呢？对这个问题，洪先生笑答：“这里没有等级之分，只是精力不允许，教学任务太重。写专栏批评并不容易，看起来三言两语，其实要看大量的作品，也需要广博的知识。它的好处是不一定固守某种理论方法，比较灵活，也容易建立批评的权威，类似于现代文学史上李健吾先生的文章。中国需要这类批评。”
在文坛相当活跃的作家徐坤，一向被称为“学人作家”，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，她的“两栖”的写作状态可以更全面地评价专栏批评。她认为：在一个信息爆炸、资讯急遽大量涌入的时代，每个人的信息滤取功能都遭受到了空前的考验，即便是最有才智的大脑也禁不住无休止的纷至沓来的符号的轰毁。就文学读物方面讲，全国每年成千上万份的期刊出版物，在数量上就很是令业内评论人士头疼，连想要进行粗浅的翻阅都已经成为不可能。这时，权威选刊及其专家时评的出现就显出了其重要。目前就我所见到的报章上的时评专栏，有赵为民的周评，《作家报》的“子干速递”及李敬泽的“野狐禅”月评，《文艺报》上贝佳、洪治纲、王干撰文的“我看头条——擒贼先擒王”专栏，这些都是一些很有特色的评论。比之于学院派的批评，它们具有思维敏锐灵活机智的特点，与当下文学创作的衔接十分紧密，追踪迅速，反应迅捷。可以说，专栏评论做的是最基础的信息筛选工作，在评述作品和讨论问题时注重直觉与感性，因而成为当下文学评论中最具文采和美感的那一部分，提供了最基本的阅读指南；同时，又因其保留个人趣味，极具个人化姿态而引人入胜，激起寻读原著的兴趣，深受读者和作家们的青睐。从另一方面说，时评专栏所追踪记录下的，是当下的动态的文学，提供了一份基础的资料，而具体的修史工作，最终当然要由另外一批专业史家们去完成。须知，“当下的文学”与“当代文学史”并不是同一个概念，而历史，毕竟要由理性精神来最后总体贯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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